“哈佛幸福课”沙哈尔：幸福可以通过练习获得为了获得幸福，积极心理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泰勒本-沙哈尔博士是在哈佛大学教授积极心理学课程的著名人物，他通过向大众传播积极心理学的知识，成为了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他在中国的知名度早在2006年和2008年的课程录像和名人语录流传开来，并广受好评。早在2007年，他就受到清华大学幸福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倪子君的邀请来到中国进行讲学。

　　目前，沙哈尔博士建立了幸福研究院，并通过网络平台（例如YouTube、B站等）传播他的幸福方。最近，他的《幸福的要素》中文版出版，书中提出了SPIRE幸福模型。这个模型使用了五个英文字母来代表幸福的五个关键要素，分别是精神（Spiritual）、身体（Physical）、心智（Intellectual）、关系（Relational）和情绪（Emotional）。他认为，通过关注和提升这五个方面，我们可以有效增强自己的幸福感。

　　澎湃新闻：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是不是更加重视幸福了？相比于追求成功，人们似乎更重视幸福的感受了，你觉得是这样吗？以及原因是什么？

　　沙哈尔：我认为是这样的，经过新冠疫情，人们更加意识到生活的不确定性，也更加重视心灵感受和体验，以及幸福了。而我的《幸福的要素》里也提到了，其实成功和幸福的关系和人们普遍想象的不一样，并不是越成功就能越幸福，恰恰相反，积极心理学方面的很多科研成果表明：越幸福才能越成功。

　　澎湃新闻：如果人们感到不幸福了JN江南·体育官方网站，例如沮丧、焦虑、抑郁等，似乎他们应该去寻找心理咨询师，你如何看待你的角色？

　　沙哈尔：当然，有些问题只能由心理咨询师去解决，特别是精神疾病的情况。我是一位积极心理学家，我的使命是对公众进行教育，我们的作用是预防人们的精神出现状况，帮助他们保持在一个相对幸福平和的水平。

　　沙哈尔：是的，积极心理学首先帮助了我自己，因为这是关于幸福的科学。直到今天，我个人也会践行我书里的那些内容，例如早上醒来，我会先进行12分钟的冥想，之后，我会简单翻阅类似《老子》这样的伟大作品，从中吸取能量，另外，前一天我的手机肯定是不会带进卧室的，我希望我醒来第一眼是看着我的妻子，而不是手机。

　　每天起床后，我是在家写作的，为了保证我的工作效率，我会把手机丢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确保自己不会接触到手机，我也会在固定的时间进行锻炼，傍晚的时候，我会练瑜伽和气功，还有打壁球。锻炼非常非常重要，在疫情期间，我的三个青春期的孩子们也都只能在家里上网课，但我不会盯他们的作业，我会督促他们必须在院子里打会儿球或者督促我的女儿去跳舞，只有坚持锻炼才能保证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好的。

　　沙哈尔：幸福是很神奇的，我们越是直接追求它，越不容易得到，就像阳光，如果我们直视它，会灼伤双眼，但如果我们把阳光折射，会发现彩虹。所以我把SPIRE模型一一对应为彩虹的颜色，我认为我们分别去追求精神幸福、身体幸福、心智、关系和情绪幸福这五个方面，就能最终实现幸福。记住，间接地追求幸福，而不是直接追求它。

　　澎湃新闻：今天的中国读者也特别关注“关系幸福”，他们相信夫妻关系以及亲子关系都很大程度决定了他们的幸福程度。与此同时，中国的离婚率也在攀升，有数据表明北京的离婚率已经是百分之四十了，你书里比较强调对一段关系的维系，例如要照顾好自己的同时做一个给予者。不过，我们能不能谈谈离开，在何种情况下，离开一段关系才是追求幸福的选择？

　　沙哈尔：是的，我提出的幸福的“SPIRE”模型，第四个就是讲关系幸福的重要性。当然，如果一段关系是包含的，那当然是要离开的。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关系出现挑战是非常正常的，就像我和我的太太，我们十四岁就在一起了，到今年已经超过40年了，这中间，我也经历过对我们的婚姻产生焦虑和怀疑的时刻，但事实证明困难和挑战意味着一段关系有了重新成长的机会。

　　澎湃新闻：你的《幸福的要素》一书里提到了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例如东方哲学中，自我和他人没有明显的边界，并且一行禅师定义的同理心就同时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怜悯，而西方哲学对同理心的定义是对他人的关心和怜悯。你书里也提到，西方人自尊心低下。这好像有悖中国人的观念，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加自信也更加自我。你可以多谈谈这个方面吗？

　　沙哈尔：是的，首先是东方哲学把同理心定义为对自己以及他人的怜悯，我觉得非常有智慧，就像我们在飞机上的指示告诉我们的：“请先戴好氧气面罩再照顾别人”，对吗？关于自信与否，我想给你举个例子，如果在我们这个教室里，走进来一个人，他突然非常大声地讲话，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并且要成为人群的中心，你认为他是自信的还是自卑的？科学研究证明，这样的人其实是自卑的，所以他才那么需要别人的关注。而什么样的人是自信的？那些走进这间教室，找到一个角落安安静下来的人。我认为你们认为西方人都是自信的可能也是媒体给你们的错觉，其实西方社会也大量存在自尊水平不高的人。

　　澎湃新闻：你的“SPIRE”模型中的最后一项是“情绪幸福（emotional happiness）”。也许你也听说了，现在孩子的学业压力很大，如果在校门口观察，会看到很多孩子脸上的表情都是非常凝重甚至压抑的，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也很难产生乐观、感恩的情绪，不知道你对此怎么看？有没有什么建议？

　　沙哈尔：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意义感是最重要的，注意我说的意义感不是指考上哪所大学这样的具体目标，而是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认为，作为家长，应该启发孩子多去关注他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意义，而不是关注他们具体的考试成绩。虽然我和我的妻子都是哈佛毕业的，她也在哈佛教书，但我们培养他们的目标并非是考上哈佛，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考上哈佛并不意味着更加幸福！哈哈哈，如果考上哈佛就能更加幸福的话，我也会努力推动他们进入哈佛大学的，实际上研究表明，哈佛大学学生的幸福水平和其他美国大学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你如何描述你在中国的粉丝们？是中年女性更多吗？你认为原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女性更重视关系和情绪健康？你有没有打算吸引更多男性读者？

　　沙哈尔：我所创办的幸福研究院在全球各地都有学员，中国的学员约占五分之一，是不小的份额，而这些学员当中确实女性居多，我认为是因为女性更加开放，女性更愿意去学习，而男性可能甚至不会去承认自己并不幸福并不开心。我们开发的幸福课程是希望吸引所有人的，并没有刻意针对哪一类人群，不过确实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在上海见到学员们，大家一起做游戏的时候，会出现男性学员不太够的情况。

　　澎湃新闻：“反脆弱”的概念也是你引用的一个概念，可以再讲讲你是如何把幸福学和“反脆弱”联系在一起的吗？

　　沙哈尔：反脆弱是由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他的著作《反脆弱》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不仅要追求强壮和强大，还应该追求在面对压力和不确定性时能够不断成长和适应的能力。反脆弱的人并不仅仅抵抗逆境，而是能够从中受益并变得更强大。幸福学和反脆弱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幸福学是研究和探讨个人幸福感及其提升的学科领域，而反脆弱则是指在面对挑战、逆境和压力时，能够变得更强大和抗逆的概念。

　　由这个概念生发出去，我在书中强调了创伤后成长力(PTG)的概念（post trauma growth），区别于人人都知道的PTSD（创伤后遗症）强调创伤带给人的伤害，我想强调创伤之后人们也可以获得成长。举个例子，我的书里提到一些家长害怕孩子遭受挫折，以至于他们尽量避免孩子看到自己真实的情绪，其实他们大可以卸下包袱，相信孩子的复原力和反脆弱能力。

　　与幸福学类似，反脆弱强调个体在逆境中的成长和适应能力。当个人具备反脆弱的特质时，他们更有可能从困难和挑战中受益，培养出更强大的内在能力，并获得更持久的幸福感。反脆弱的思维方式鼓励人们积极应对逆境，从中学习和成长，从而提高个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因此，我认为幸福学与反脆弱是相互关联的。培养反脆弱的特质可以增强个人的幸福感，而追求持久的幸福感也需要个人具备一定的反脆弱能力。这两个概念共同强调了个体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积极心态和成长心态，对于实现更全面的幸福和心理健康都具有重要意义。